原文标题：《给失学儿童点燃希望的地方——记“广州街童会”》
载于《广州基督教青年会95周年纪念特刊1909-2004》
作者：龙家麟（曾任广州青年会艺联团契主席，励进会前期主席）
“街童会”的创办人是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主任干事赵捷声，“他是热心于（当时）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青年”（见《广州青运史》第二期介绍），还有从上海地下学联来广州的黎克明（广州解放后任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1948年暑假，我还是广州一中初中生，青年会少年部接受我做义工，任务是调查街头大量擦鞋童的失学原因、就学意愿、年龄段、聚居地、性别比例等。穷孩子上街擦鞋是做生意赚钱帮家糊口，搞调查不能白占他们的时间，只好付钱请他擦鞋，他边擦，我边问。少年部并不给钱，自己只好拿吃早餐的钱去付擦鞋费。当时就有同学问我：“莫非看上了哪位小女生？老把皮鞋擦得锃亮闪光！”
根据调查所得，广州劳动大众无力供给儿女上学情况严重，许多少年儿童上街卖报、卖菜、擦鞋，生活困顿、前途黯淡。少年部决定创办街童会，让这类街童上夜校念书。
1948年秋，“街童会”在广州招生，分借四间日校为四处会址：有河南大基头会龙里会文小学（名会文街童会，主任导师袁淑荘），基督教光孝堂（光孝堂街童会，主任导师徐庆华），青年会中学（取名联青民校，负责导师是青年会中学学生关葆添，该校导师全是青年会学生），高第街淑正小学（淑正街童会）。四校共收11至18岁的街童共600余人。
因为我是一中的学生会干事，功课及学生会工作都很紧张。是否参加街童会工作我还拿不准。黎克明以贴心人的情份动员我，“别小看街童会，它能团结许多学生和家长，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广州）天亮后都会出来支持新秩序！再说，你在街童会中受锻炼，也能培养出寻找新路向的胆识！”
于是，我去了大基头会文街童会，这里有100多街童分五个班。袁淑荘老师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解决导师不足的问题，并建议我到一中艺联团契中去发掘人才（当时我是艺联团契的主席）。1948年秋季，我已进入初三下学期（我们是春季始业），大家忙于准备应付毕业考试，接下来要准备升高中考试，这关键时刻并非谁都能抽空去当义工。再说，团契里的同学基本上住西关角，每晚坐车去河南大基头上课，车费积少成多，也不是每个穷哥儿学生都应付得了，我一时不敢轻易开口找人。后来想起同班同学李慈爱，她同我较熟，讲话随便，万一谈崩了双方都不会介意，我专程去光复南路她外婆家找她谈及此事，想不到她爽快地答应了。我又说动了团契里的活跃分子潘赐兰和低我半年级的卓慕书，我把这三个人一起带给袁淑荘，从此袁老师对我“另眼”相看！
街童会和普通学校不同，除了国语、算术采用小学课本之外，其他侧重于生活技能的学习，及如何待人接物、怎样有效利用工余时间等；生活重于识字，他们有一门工艺课，例如编织扫帚、垃圾篸，学生们的手工大都很好，还有就是非常重视唱歌课。
我负责会文街童会的唱歌课。黎克明先生很关心唱歌导师，在街童会导师学习、研讨、聚餐和野游的时候，不只一次地提点我和莫华骧（高第路街童会的导师，也教唱歌）：“你们教唱歌，必须要让那些生活非常困苦的孩子们感到生活的快乐，看到光明的前途和真正的希望！”我给孩子们选教的第一首歌，是一首苏联名歌《快乐的风》，曲调欢快，歌词形象、生动，充满希望，极具情绪鼓动性，但有一些难度，我担心孩子们学起来过不了关。不料那些男女孩子很快就学会，唱得有节奏，有品味，有劲头，消沉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又反过来鼓舞了我。
少年部决定举办一次街童歌咏比赛，地点在青年会大礼堂。我不是专业音乐老师，去哪里找歌，如何找到适合的歌？当时确是一个难题、一次考验！我想起李蕴嫦，她是市一职华光团契的负责同学，头脑灵活，点子多，擅长应付难题。我和她是在男女青年会少年部和少女部组织团契大联合时候认识的。当时在助理干事李宗达等的指导下，我、李蕴嫦、李顺洪、罗汝宁、徐全等组成市内各团契大联合的励进会理事会，我当选主席。1948年夏和1949年春，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少女专家、美国干事Miss Morrison的策划指导下，由青年会少年部赵捷声、女青年会少女部林璇等人组织，励进会在丰宁路女青年会的大草坪上，举行过两次白日营，各团契来了将近三百人，其中一中艺联团契有许多人参加。每次白日营为期两、三周，营地开展各类文化艺术活动，聘请大学生当导师，著名文化人如金应熙、杨奎章、高岳杰等来主持文化讲座、哲学讲座和时事讲座等，讲述国家形势，介绍进步思想。
经李蕴嫦的提点和帮助，我找到了白日营众口激越传唱的几首好歌：《山那边呀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和《唱出一个春天来》，都是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热门歌曲，简单好唱，寓意明确，很能唤起学童们的觉悟！我第一次大胆上台指挥，会文街童会的孩子一唱成功，比赛获头奖，赵捷声在评比会上点名表扬了我。
1949年夏，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败退，兵源严重短缺，到处强行抓丁补兵源。那时侯广州河南河北的交通，海珠桥是独一无二的桥梁。晚饭后，我从长堤青年会骑自行车去大基头上课，下课很晚，独自回河北时桥上已无行人，桥脚黑暗冷僻，屡有大汉多人埋伏，突袭强行抓丁，用麻袋把人套住卖给国民党军队。黎克明警告我：“晚上不要去大基头了，否则被抓去当国民党的猪仔兵就惨了，再回去高第路上课吧！”
第二晚我去大基头上最后一课，向孩子们告别，不料全班同学嚎啕大哭，惊动全校，“盛情”难却，我只好继续每晚冒险去大基头。每晚下课过桥，都要全力飞驰冲刺，飞过后不免全身冒冷汗！
1949年10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撤出广州前用大量炸药炸毁海珠桥，当时我已到青年会工作，恰好站在长堤会所门房，离海珠桥不远。忽然整个天空闪现出巨大的火球红光，爆出一阵阵天摇地动的隆隆巨响，继而爆炸声持久不断，大小石块暴雨般从头上及四周泼漂洒下，房子剧烈摇晃、不断抖动，我以为世界末日已到，无奈把性命交给上天安排，第一次虔诚地低头祈祷！后来才知道硕大的海珠桥已被炸毁，过河南的唯一通道断了，我不能再去会文街童会上课了！
参加“街童会”工作这段经历令我终生难忘，让初踏入社会的我接受了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广州刚解放，我和莫华骧、熊伯响（高第街街童会导师）等都光荣参加解放军去了；而关葆添等青年会中学的学生，在广州解放前参加了街童会的工作，解放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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