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听障儿童，即听力出现了损失，听不见或听不清周围声音的儿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听觉系统中的传音、感音，以及对声音综合分析的各级神经中枢发生异常，引发听力障碍。
中国：世界上听障儿童数最多的国家
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有听力语言残疾人2780万人，其中0-6岁的听力残疾儿童约有13.7万，每年新生聋儿约2.3万。这是一个数据庞大的人群。
药物中毒、遗传、环境噪声污染、中耳炎、意外事故……这些先天或后天因素，都会让儿童出现听障，遗传因素在先天因素导致的听障中约占50%。
后天致聋的主因是药物中毒，尤其是医务人员滥用耳聋性抗生素（庆大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新霉素等）。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曾在3年内为73例应用庆大霉素的患儿做电测听检查，结果发现都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害，而发生重度耳聋者竟高达41例。
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专家曾透露，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比例高达30%-40%。俗话说，十聋九哑。
“对于幼小的患儿来说，没有听觉功能，语言的形成就十分困难。这给他们在获得知识上造成一定难度，对其人生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大多数听障儿童的言语能力明显低于正常儿童。因为缺少与周围语言环境的互动，一个会说“对不起”、“没关系”的听障孩子，遇到别人对他说“对不起”的时候，可能不会回答“没关系”，而是同样回答“对不起”。
国外研究表明，听障儿童在语言发育滞后的同时，还常伴有运动、认知等方面的异常或障碍。在重度和极重度听障儿童中，高达25%的儿童有多重残疾。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在0-6岁听障儿童中，有72%同时伴有其他残疾。
心理健康状态整体不佳
欧洲最早开始对听障儿童的康复工作。16世纪，西班牙开始对听障儿童进行口语教育。18世纪，法国莱佩神父创造了手语。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发明，成为听障儿童康复领域中的里程碑——听障儿童中，大部分都保留着各种程度的残余听力。为他们选配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辅以专业的听觉言语训练，他们仍然可以学会听和说。
在这一过程中，“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是至关重要的康复准则。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发现有听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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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6个月内选配助听器并进行科学的调试及语言训练，其语言水平、智力水平和正常儿童无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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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1岁选配，有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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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采取干预措施，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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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岁采取干预措施，康复效果较差，即使付出几倍的努力，也无法和正常儿童相比。
目前，欧洲和美国已普遍将6个月内佩戴助听器、12个月植入人工耳蜗作为听障儿童早期干预的标准。
但在中国，很多孩子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期：有人认为孩子迟迟不说话，或是认为“贵人语迟”，或是认为患了自闭症。很多地区缺乏新生儿听力筛查设备和医疗机构。资料显示，中国在3岁以下发病的聋儿约占总数的85%，而同期就诊率仅为58%。
20世纪90年代，学者李绍珠在《聋儿早期康复教育》一书中概括了听障儿童的性格特点：脾气倔强，好冲动；好动、好奇；易受暗示，模仿性强。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听障儿童伙伴范围狭窄；社会交往欠缺，社会常识贫乏。
重庆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的学者李珂珂归纳认为，听障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整体不佳。对于同学的玩笑，他们容易猜疑，过度自我贬低。这些孩子中，普遍存在学习适应不良的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言语听觉康复科学系系主任杜晓新研究发现，大部分中国聋儿家庭收入偏低。很多家长由于文化程度较低、距离学校较远、经济条件差等原因，对听障子女的教育极度缺乏。
此外，中国听障儿童的分布还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别。经济条件优越的地区，如广州，听障儿童的情况在很多方面明显优于内地欠发达地区。陕西省聋儿康复中心主任宋蕾研究发现，在陕西省，听障儿童进入普通学校的比率相对较低，只有40%，而在相对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个比率可以达到80%。
迟来的救助
中国聋哑人教育的开端，可追溯到1887年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在山东创办的登州聋哑学校。这是第一座中国聋校。
1950年代，教育部成立盲聋哑教育处，全国防聋治聋会议召开。1983年，中华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成立，隶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1980年代，中国开始开展听障儿童随班就读工作。1988年，聋儿康复作为抢救性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此后，与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配套，国家连续制定实施了“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全国听障儿童康复实施方案。
2000年，中国将每年3月3日定为全国“爱耳日”。2009年，卫生部颁发《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明确将听力筛查列为新生儿疾病筛查必查项目。
同年，中央财政启动贫困聋儿抢救性康复项目，连续三年每年为3000名听障儿童免费配戴助听器和康复训练，为500名听障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并补贴康复训练费。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央财政救助残疾人康复项目投入最多的一次，也是中央财政对贫困听障儿童群体开展的规模最大、额度最高的一次政策性救助（总投入超过4亿）。
“十一五”期间，近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陆续出台了针对听障儿童的救助政策。2011年，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创办“中国听障儿童服务网”，家长可以在线申请国家救助。
“十二五”时期，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聋儿康复的扶持力度，经费投入增加到19.7亿元。截止2013年底，已累计有37万听障儿童得到不同程度康复。
政府之外，社会各界力量也加入到听障儿童救助事业中。2005年，台湾企业家王永庆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设立中国大陆地区首个人工耳蜗捐赠项目。2011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发起了“天使听见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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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困难依然显著。陕西省聋儿康复中心主任宋蕾认为，听障儿童康复从80年代以来，一直以项目为主体，实行特惠政策，仅有20%的听障儿童可以享受国家、省救助项目。要实现0-6岁残疾儿童健康全覆盖，还有一定距离。
中国残联2013年调查统计，中国只有50%的听力残疾儿童进入机构康复，机构康复后的孩子只有50%进入普幼或普小，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听力残疾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学习的比例高达90%。
此外，听障儿童的听力恢复还需要听力师、康复教师、言语矫治师等专业人士。《公益时报》2010年报道，我国聋儿康复从业教师不足8000人，每年毕业的聋儿康复从业教师不足1000人。一个语训老师最多只能教4到6个孩子，许多聋儿因此无法得到科学的康复教育。
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刘爱姝等研究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听力语言康复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不高、社会认知不深。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听力障碍预防和康复专业知识仍然未能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