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者之楷模” ——记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之一梁小初

作者：张靓

 

“勿以尔之年幼，为人轻视，乃以言、以行、以爱、以信、以洁，为信者之楷模”（提前4：12）。这是梁小初在年仅十九岁时，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往上海培训前，同仁的临别赠言，更是伴随着他与广州青年会一起成长、渐渐成熟，受用一生的座右铭。 

 

一 人生初期的两次转变（1889－1908） 

梁小初，名长树，字小初，1889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祖上以经商起家，在松桂里聚族而居，建有梁氏宗祠。祖父“咸丰二年捐班，选授湖北黄陂县滠口司巡检”[1]，父亲黄初，“在佛山开设字林书局，出售各种书籍兼营印刷，为佛山活排版字机器印刷的第一家。”[2]起初，家境殷实，梁父曾经一妻六妾，家中老幼大小二十余人，算得上是当时的“大户人家”。梁父治家甚严，住宅内每屋皆贴有“禁喧哗”三字，其下悬挂藤条，以便随时执行家法。“至于旧家庭后辈，对长辈应守的礼节、行动、举止、应对、进退，甚至连运用筷箸，洒水扫地，父亲都要我们学习”。[3]幼年的梁小初生活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父权制家庭中，并且在四岁开始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孝经，五岁时穿了长衫马褂，行开学礼，六岁入学塾习四书，正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此后，梁家家境逐渐衰落，而伴随着清廷日渐没落的是科举制已不再能够成为保障生活的阶梯。或许是由于当时广东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以及商人善于顺势变通的缘故，原本传统的梁父竟决定让梁小初学习英文。这是第一个改变梁小初原有生活轨迹，影响其一生的关键性决定。

1900年，十一岁的梁小初前往伦敦会在广州所设的通志学堂。这既是梁小初接触西式教育，西方文化的开始；也是他的人生不再只受来自家庭的传统因素影响的开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少了束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他接触基督教信仰的开始。在广州求学期间，梁小初寄宿于丛桂新街礼拜堂传道人谢恩禄之家，除了上课外，朝夕与共，饭前参与祷告，暇时，翻阅宗教书籍，还会参加主日读经班及大堂崇拜，“逐渐受了熏陶，起了信仰”，并在经历了鼠疫危机后，决意入教。1903年，十四岁的梁小初在广州丛桂新街伦敦会礼拜堂，由他的老师司启荣牧师施洗入教。不过，梁小初决意信仰基督前，曾担心遭到家中的反对，所以，受洗前并未与家中商量。但出乎意料的是，受洗后的梁小初当日接到家书，称梁父在一周前已经皈依了基督教。随后，曾经每日“焚香顶拜，诚心念佛”的祖母，曾叮嘱小初切不可信教的母亲也陆续受洗。家人信仰的转变，对于梁小初而言，不但意味着少了信仰道路上的许多阻碍，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梁小初是一个十分乐于用自身行动去实践信仰的人。入教后，梁小初即陪同谢恩禄晚间讲道，无意中发现了自己对演讲的兴趣和潜力，以及布道的热忱。他还支持丛桂新街伦敦会礼拜堂的自养自治，担任向教友劝捐，按月收款的工作，以后，又为实现教会自立起草治会章程。1912年，年仅二十三岁的梁小初成为“广州丛桂新街中华基督教会”十二位长老中最年轻的那位。而在此之前，梁小初的生活境遇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亲自做出了第二个影响人生的至要决定。

印售历书（即俗称的月历）是当时黄家所经营书坊最重要的盈利来源。但是，由于，历书的内容“不少导人迷信的资料”，梁父信教后决定停止书坊的营业。[4]没有了收入来源，梁家家境日窘。1905年，梁小初被迫辍学，寻求营生，一年后谋职于美华浸会书局，担任写字簿记员。1907年，受基督教入华百周年纪念大会的启发与激励，梁小初与其他十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组织广州基督教青年会。1908年，在他的人生面临诸多选择和生活压力之时，梁小初应来会理、黎瑞[5]之邀，为全力筹备广州青年会的组建，辞去了美华浸会书局的工作，决定献身青年会，开始了他青年会的人生旅程。

 

二 与广州青年会一同成长（1908－1930）

1908年，梁小初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前往上海培训，不过，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正式成立是在一年以后的1909年秋。在沪受训的内容包括读书、听讲、讨论关于青年会的创立，青年与宗教事业，体育课等。但是，对梁小初而言，更为重要的，也是他更乐于参与的是“实地见习，从行动去学习”：旁听每周的干事会议，负责联络上海青年会的粤籍会友，承担沪会抄账任务，空余时去事务所当值等等。这一过程中，梁小初不但了解到青年会组织运作的结构和方式，而且也结识了许多他所敬仰之人和朋友，比如当时的上海青年会董事邝富灼、宋嘉树，以后《中国青年》的主编谢洪赉。

1909年，梁小初返回广州时，粤会已经成立，除了当选第一任董事外，他主要管理财政和策划事工。具体开展的活动包括延请当地中西名人举办德育及智育演讲会，内容广泛，且无论主题是宗教性或学术性，都坚持两个特色：1，演讲内容尽量深入浅出，使人易于了解，避免深奥的专有名词；2，听众务须“凭票入场，终会乃散”，算是一种社会教育。每逢周日晚开办查经班，周六办交谊会，音乐会，电影会、辩论会等。在会所外进行的有，“游览近郊名胜，参观室内工厂，访问慈善机构，集体长途旅行等”[6]。为了能帮助青年人立足社会，开设有英文夜校和英文商业学校。此外，还举办过三次重要的公开演讲，分别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查尔斯·W·费尔班克斯（Charles Warren
Fairbanks），丹麦青年会毛琦伯爵，全国协会总干事巴乐满，其中后两场由梁小初担任传译，这是他工作内容的新尝试。

1910年，在粤会会所置办妥当后，广州青年会举行正式开幕礼。由于，成立以来的一年内，粤会举行的多种社会活动得到了社会的热烈回应与正面肯定，所以，开幕当天，不少官员显要也来观礼祝贺。

1913年，全国协会提议派梁小初赴美芝加哥的青年会学院（Y. M. C. A. College，后更名为George Williams College）深造。其间，所修课程包括青年会历史、会所行政、原理，旧约历史导论，篮球、游泳等。除了课程学业，梁小初参观考察了芝加哥青年会及其各分区支部，随后，又陆续走访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的青年会，搜集关于会务的资料，特别在俄亥俄青年会深入考察一个月。1914年，梁小初经加拿大回国，着手致力于发展广州青年会，并将其在美所习逐步予以实践。

以已开展的事业活动为基础，梁小初较之以前更为关注广州青年会宗教事业方面的发展，对宗教演讲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以每周延请岭南学院的讲员为核心；利用在粤名人，如王正廷等，作系统演讲；设法约请行将访粤的外籍基督教著名学者作公开演讲。宗教演讲所涉题目较为广泛，并不拘泥于宗派、神学异议，有些内容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教来说甚至还很“超前”，比如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华徳博士（Dr. Harry F. Ward）连续几日讲有关“基督教与社会改造”，吸引了廖仲恺前来旁听。此外，开设的查经班，有一般普通的，也有特别开设的，曾任司法部长的徐谦特别要求专为南来的国会议员开设国语查经班，还有面向学生的学界研道团，每个小团体特请一位宗教教席；。

布道大会也是梁小初在粤会任内宗教事业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直以来不太赞同传统的、形式过于单一的布道大会，“因为过于单调的活动，无法罗致青年”。[7]回国后更是推崇纽约青年会麦班尼（Robert R. McBurney）提倡的体育事业，以求全人身心灵的平均发展。对于梁小初在广州青年会宗教事业方面的努力，全国协会是十分认可的，1926年以前的青年会全国报告书中“屡次指出广州青年会宗教事业，在全国四十个市会中，占第一位。”[8]1918年，梁小初当选为广州青年会副总干事，1920年升任为总干事。

梁小初特别重视广州青年会的人才问题，积极推行各类干事训练计划。梁小初在任期间，粤会不但选派青年骨干参加全国的特别训练班、干事暑期学校、燕京神学院补习班等等，也开始为其他青年会训练干事，并成为华南区干事训练中心。梁小初本人也亲自参与全国协会的干事职业训练计划，并成为1924年全国唯一一位完成全部课程的干事[9]，而这对于他1926年能够第二次赴美范徳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留学给予了积极的影响。[10]

梁小初及当时的广州青年会也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比如，粤会特建可以用水冲的厕所，与街上的公厕，迥然不同，清洁卫生。20年代初，梁小初联合广州基督教界加入到拒赌的社会活动当中，并任广州基督教拒赌会会长及执行委员。1924年，他在广州青年会发起“广州市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我们相信共和的国家，总要大多数国民具有普通公民常识，……要想灌输普通常识于一般国民，要使国民能够识字为第一着”。随后，粤会根据社会不同人群的需要分别开办“平民识字部”和“平民义学部”。[11]这些涉及公共的事务基本都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为广州青年会搏得了社会的赞誉。

此外，梁小初还代表广州青年会数次参加全国青年会大会及干事大会，尤其是在其第二次留学归国后参加的1931年全国干事大会上，他措辞尖锐地指出当时全国协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数项改革建议，对以后的全国青年会影响重大。

 

三 离开广州青年会及其它 

1932年，梁小初被调任至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副总干事，离开了与其共同成长的广州青年会，同年，委为代理总干事，1935年正式当选为全国协会总干事。直至1947年任满为止。

一直以来，“青年会”都被梁小初看作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讲，任职全国协会总干事固然是其个人事业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但是，成就这一辉煌的则是他在广州青年会的经历与其间打下的基础。

就其个人经历而言，一切都从平凡的书局簿记员开始。如果，没有生活在当时国民革命氛围最为热烈的广东，梁小初也许不会想要积极参与革新社会现状；如果，当时黎瑞没有动情相劝[12]，梁小初将可能和青年会擦肩而过；如果粤会及全国协会没有选派梁小初两度赴美留学深造，他将只是一位受过五年私塾，五年差会英文教育的“失学少年”；如果，没有在粤会的工作实践经验与锻炼，梁小初又何以有信心接任余日章之职。

而从个人思想，包括信仰来看，梁小初的逐步成熟也是在任职粤会期间点滴完成的。从起初，只是把青年会简单地理解为青年人们的团契，到认定青年会的目标：“培养青年的基督化人格。透过人格，受了基督化的人物，使社会基督化。纠合同志，共同努力，这就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灵魂。”[13]从对圣经懵懂不解到经过留学期间的学习“便晓得上帝的真理和旨意，是按人的程度，和当时的情况，逐渐启示出来的”，[14]再进一步坚定社会福音，明确对“属灵”与“理智”的共同需要。

如果，把梁小初任职全国协会总干事期间开展的事业活动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在整体发展方向上与他任职粤会期间事业活动之间的连贯性。比如重视开展青年会的宗教事业和人才培养，重视对外交流，推进青年会小团体化的工作方式，从而代替以往只重规模数量的工作方式等等。

当然，梁小初离开广州青年会时，不过而立之年，他的人生在以后的四、五十年中还有许多丰富的经历，他个人，也仍在经历中发生着或显著，或细微的变化。在回顾其一生时，梁小初在广东的生活，在广州青年会的事业，可以只被当作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片断，但正是这一片断作为他整个人生的起点，成就了以后所有的经历与变化，铸就了他的一生。

如今，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里，记述这位一百零一年前献身青年会事业的老者，不由得敬佩于青年会对青年的培养，被培养之青年对青年会的影响，也再次想起梁小初曾反复提及的那句座右铭：

勿以尔之年幼，为人轻视，乃以言、以行、以爱、以信、以洁，为信者之楷模。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

 

 

（感谢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陈旻干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罗伟虹研究员为本文的写作给予了辛勤的指导。）